第五百零一章 民患不均
汉武挥鞭第五百零一章民患不均
(特意申明:本章主要讲经济和财政政策,觉得枯燥的朋友可跳过不看,以后不觉突兀就好。)
宣室殿内,刘彻看着屏风上描绘的寰宇四海图,莫名有些喟叹。
汉军今岁连番对外用兵,倭岛,东岛,再加上国力不弱的巽加王朝,大汉动用的兵力超过三十万,堪称海陆齐上阵。或许尚算不得穷兵黩武,但刘彻仍觉着随着掌权日久,自身已渐渐有些好大喜宫的苗头了,至少确实是急功近利的。
他虽是暗自警醒,却也不欲改变既定的军略,盖因有不得不急的理由。
华夏先人何其智慧,早已懂得“民不患寡患不均”的道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无疑是造成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
大汉的工商业愈发蓬勃,且在刘彻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倒非是“滋油”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大汉尚处于帝制封建阶段,刘彻虽不至吃饱撑的,鼓动臣民革掉自家的小命,却也不吝于搞搞“大汉特色的资本主义”,好歹为后世子孙多考虑些。
滋油,法制,皿猪,选举,四者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有着各自的意涵和实现方式,后世公知愤青不知是真分不清,还是刻意混淆,甚至把选举制和皿猪都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很可笑。
若真如此,原始氏族部落采取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制,多么皿猪,多么滋油啊!
民众真正的滋油,是要建立在法制保障的基础之上,健全法制,执法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滋油,而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先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今的大汉谈甚么选举制都特么扯淡!
资本主义和帝制政体也非不可兼容,不是指后世的甚么君主立宪制,而是变相的元首终身制乃至世袭制。
(因涉及太多政治分歧,本书就不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搜索相关文献,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言归正传,大汉已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对推进工业化进程无疑是好事,正如后世华夏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中国特色的xx主义”。
然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世家权贵们在章台窑馆豪掷千金,眉头都不带皱的,然大多老百姓才刚能吃饱穿暖而已。
刘彻不是神,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缓解,以便用空间换取时间。
如何缓解?
后世诸多政治学家已形成大致的解决方案,无非二者,维持民众生活水准的高速提升,或是将内部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用这两个方案,撑到社会物资生产极大化时,就可以大幅消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
大汉现下要如何执行这两个方案?
没错,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不但能转移内部矛盾,还能掳掠回更多奴隶,为大汉工业化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亦能消化粮食等民生物资的过剩产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可继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准。
大汉百姓还是很淳朴的,自要觉着今日比昨日的生活好太多太多,就颇为知足了。
依照刘彻的盘算,若朝廷把握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盘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一成,想来就差不多了,然若是增速放缓就麻烦了,譬如……你们懂的。
仗不打不行,或许即便大汉完成基础工业化,还得继续打,不停的打,就如后世美帝般,没事找事也得打。
然也要谨慎,不要穷兵黩武,打仗可以,但不能亏本,小赚都是亏,得血赚才行。
这分寸着实难以把握,刘彻不放心将包袱留着后人,想要趁着他还没老到耳目昏聩,把该做的布局都提早安排好,该定的国策都提早定好。
毕竟他是穿越者,以后世两千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作为借鉴,且亲身体验经历过高科技年代,相当于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眼界自然开阔,看得比旁人更为长远。
至于继任之君会否依循他擘画的蓝图继续治理大汉,那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尽人事而听天命。
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人祸,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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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申明:本章主要讲经济和财政政策,觉得枯燥的朋友可跳过不看,以后不觉突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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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是暗自警醒,却也不欲改变既定的军略,盖因有不得不急的理由。
华夏先人何其智慧,早已懂得“民不患寡患不均”的道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无疑是造成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
大汉的工商业愈发蓬勃,且在刘彻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倒非是“滋油”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大汉尚处于帝制封建阶段,刘彻虽不至吃饱撑的,鼓动臣民革掉自家的小命,却也不吝于搞搞“大汉特色的资本主义”,好歹为后世子孙多考虑些。
滋油,法制,皿猪,选举,四者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有着各自的意涵和实现方式,后世公知愤青不知是真分不清,还是刻意混淆,甚至把选举制和皿猪都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很可笑。
若真如此,原始氏族部落采取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制,多么皿猪,多么滋油啊!
民众真正的滋油,是要建立在法制保障的基础之上,健全法制,执法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滋油,而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先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今的大汉谈甚么选举制都特么扯淡!
资本主义和帝制政体也非不可兼容,不是指后世的甚么君主立宪制,而是变相的元首终身制乃至世袭制。
(因涉及太多政治分歧,本书就不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搜索相关文献,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言归正传,大汉已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对推进工业化进程无疑是好事,正如后世华夏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中国特色的xx主义”。
然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世家权贵们在章台窑馆豪掷千金,眉头都不带皱的,然大多老百姓才刚能吃饱穿暖而已。
刘彻不是神,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缓解,以便用空间换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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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诸多政治学家已形成大致的解决方案,无非二者,维持民众生活水准的高速提升,或是将内部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用这两个方案,撑到社会物资生产极大化时,就可以大幅消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
大汉现下要如何执行这两个方案?
没错,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不但能转移内部矛盾,还能掳掠回更多奴隶,为大汉工业化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亦能消化粮食等民生物资的过剩产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可继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准。
大汉百姓还是很淳朴的,自要觉着今日比昨日的生活好太多太多,就颇为知足了。
依照刘彻的盘算,若朝廷把握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盘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一成,想来就差不多了,然若是增速放缓就麻烦了,譬如……你们懂的。
仗不打不行,或许即便大汉完成基础工业化,还得继续打,不停的打,就如后世美帝般,没事找事也得打。
然也要谨慎,不要穷兵黩武,打仗可以,但不能亏本,小赚都是亏,得血赚才行。
这分寸着实难以把握,刘彻不放心将包袱留着后人,想要趁着他还没老到耳目昏聩,把该做的布局都提早安排好,该定的国策都提早定好。
毕竟他是穿越者,以后世两千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作为借鉴,且亲身体验经历过高科技年代,相当于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眼界自然开阔,看得比旁人更为长远。
至于继任之君会否依循他擘画的蓝图继续治理大汉,那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尽人事而听天命。
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人祸,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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