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吴养春案
吴养春的案子难查吗?一点都不难,毕竟很多事实都是捏造的,所以办案人员想翻案也是很容易。
朱由检在过去做信王的时候,没少在邸报上看到吴养春的大名,原本是个商人分家产的小案子,最后变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其实无非魏忠贤想通过这个案子来攀诬东林党。
大理寺右少卿蒋士聪轻咳一声,上前说道:“启禀陛下,吴养春案已查明,臣以为应对处置此案的许显纯、田尔耕以及播弄是非的吴家家奴吴荣处以极刑,对激起民变的免职官员吕下问追责,魏党要员李鲁生、许志吉等戍边。吴养春等家族被非法罚没的财产予以返还。臣请将此案本末详细汇报。”
朱由检点头示意他讲。
随着案情讲述,朝中众臣终于明白了吴养春——黄山大狱案,以及徽州民变的真实情况。
歙县商贾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祖辈从事盐业、木材、典当业,因经营有方,遂成巨富。吴养春靠祖上经营盐业和木业起家,到了吴养春父亲一辈分成五支。吴养春这一支占有黄山地二千四百亩。嘉靖、万历年间,倭寇犯境,吴养春祖、父及吴养春本人先后资助“边饷”计白银五十余万两。万历皇帝特赐吴养春父为“徽仕郎光禄署正”,吴养春、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等兄弟也同时被受殊荣。可吴家两次捐纳耀富的行为却为后面埋下了祸端。
造成这场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两场胞亲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神宗万历年间,吴养春就因山场权属问题与其弟吴养泽不和,并为此构讼。祖产析产时,吴养春分得了两千四百亩黄山山场地和淮扬、天津、仁和等处的盐务。其弟吴养泽不甘心这些黄山山场地让吴养春一人独占,因此对簿公堂。万历四十四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骆骎曾以吴家隐报黄山官税为由,拟将黄山山场地的一半没收入官,但上奏皇帝的题本一直留中未发,给此案反复留下隐患。不久,吴养泽去世,家仆吴荣起了黑心,不仅私吞了主人家产,还霸占主人妾室。
对于恪守伦理规序的徽州宗族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给吴氏宗族带来奇耻大辱。吴养春便告到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然而,吴荣贿赂衙役,获释出狱,并潜逃于外。
另一个导致冤案的原因便是吴养春与族人吴孔嘉的恩怨。在吴氏宗族议事的一次聚会上,吴养春的族弟吴孔嘉的父亲与吴养春意见不合,吵了一架,发生这件事后,吴孔嘉的父亲没多久就死了。当时吴孔嘉正在参加会试,没在家也不知道详情。
天启五年,吴孔嘉金榜题名,考取一甲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即参与编修《三朝要典》,由此追随魏忠贤,拜其为义父。
就在吴孔嘉金榜题名之时,烧毁近三十年的三大殿重建工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九月,时任刑科给事中的霍维华提议采取黄山木材,供殿工使用。吴养春听说这个消息唯恐危及自家木业而忐忑不安,吩咐家人吴文节持亲笔书信一封,赶赴京师疏通关节。吴文节带着三万银两到京城四处打点,找到程梦庚。程梦庚是监生,在京师熟人较多,竟通融到内阁首辅冯铨府中。
其间,吴文节拜访吴孔嘉时遇见逃匿在此的吴荣,震怒之下要擒拿吴荣见官,但碍于吴孔嘉情面作罢。惊恐不已的吴荣当晚便编造出吴孔嘉父亲是被吴养春用砚台砸死的谎言,吴孔嘉对吴养春大恨。翌日,吴孔嘉诉求魏忠贤,恳请其为己作主。此正中魏忠贤下怀,他早就垂涎于徽州巨商的财富,伺机寻找机会,当黄山旧案一提,自然欲穷治其狱,乘机搜括。
闰六月初一日,魏忠贤具疏题奏,捏造了吴养春霸占林地、违背圣旨、盗卖木植并私设书院“巧立名色”,“招聚朋党”,谋死亲弟及子嗣,“希图鲸吞”家财。天启皇帝闻报大怒,御批传旨:“君抗旨,久霸山场,……其未获吴养春、吴用誉、吴邦宰、汪时胤、吴继序、吴逢元、方中凡、吴继武,着锦衣卫当差的官军前去,与抚按提擎,扭解来京,一并究问。所有卖木赃银数多,并著抚按严拿家属,经官人等监候,追赃解进,以助大工。”
吴养春自知凶多吉少,为活命设法疏通,卖数万金通过锦衣卫千户王蒞民至田尔耕家求情。
但面对魏忠贤党羽“内有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外有赃银六十余万两”的巨额敲诈,区区数万两根本难入掌管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眼中,吴养春一行八人锒铛入狱,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毙命于诏狱,消息传到徽州,吴养春母、妻、女相继自杀身亡。最终,吴养春“赀尽而命亦尽,人亡而家愈破”。
吴养春家破人亡后,魏忠贤党羽吕下问等至徽州“追赃”,其株连勒索,严刑催逼,趁机搜刮邑殷实之户。徽州知府石万程因不愿助纣为虐又愧疚无法担当护民之责,请求辞官,在候旨不下情形下,毅然辞官带发出家。
强行摊卖吴养春黄山地亩中,一位名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价值一万余两白银的山地,无力承购,被迫逃亡。
天启七年二月三十日,钦差捕快及两名捕丁前往吴献吉在岩寺一亲戚家“追赃”,不巧家中无人,便破门而入邻居家敲诈,邻家妇人惊呼救命。来自歙县、岩寺万余民众闻讯赶来,愤怒不已的民众将私闯独居妇人家施暴的两名捕丁打死毁尸。
翌日,县令倪元珙手持传单去谒见吕下问,请求“可悯众怒难犯,宜思善策以弥变”。吕下问不听劝告。终于,官逼民反,三月初一日,义愤填膺的民众冲入吕下问公署,吕吓得跳墙逃跑,愤怒的民众把官衙给烧了。最后,歙县县令倪元珙四处劝慰,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徽州民变”后,魏忠贤不得不将吕下问免职。
直到朱由检登基惩治阉党,当年安抚百姓与钦差周旋的歙县县令倪元珙擢升广西道御史后,便上疏讲述吴养春案始末,请求翻案。也才有了朱由检两次追问案情的因由。
朱由检为吴养春案翻案可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及阉党,他今后施政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商人,朱由检得拿这个案子做个榜样。
安静了片刻,朱由检说道:“吴养春的案子,曲折离奇,原本是家族析产的小事,最后竟牵连如此之广,甚至闹出民变,诸位卿家,有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黄立极这次抢到先手,“启禀陛下,末官小吏敢罗织罪名,抢夺他人财产,甚至兴起大狱,造成民变,无非背后有依仗,皇明祖训,宦官不得干政,此实为良言,臣请处置魏忠贤及一干党羽。”
朱由检本来是要找个引子,结果一下子被黄立极打偏了。
工科给事中陈维新弹劾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太仆寺少卿署浙江道御史龚萃肃、太仆寺少卿署江西道御史安伸各弹劾崔呈秀等,一下子朝堂变成了批判大会,好不热闹。
眼看这样下去与自己的主题越拉越远,朱由检伸手挥了一下,王承恩适时地高喝道:“肃静。”
等大家安静下来,朱由检才说道:“本案还有个重要人物,吴孔嘉如何处置?”
这下蒋士聪没吱声,吴孔嘉与商人和锦衣卫指挥使不一样,这可是一甲探花,虽说这人参与修订三朝要典,并且拜了魏忠贤为义父,但你说他作恶多端,他一个翰林编修,去哪作恶多端去,而且,他也算受人蒙蔽,为父报仇,这种事儿天经地义,皇帝要收拾他,找不到法理啊。
朱由检见蒋士聪没回话,知道他心中所想,于是也不客气地说道:“令其回家闲住吧。”
这个从现在看,应该是个不好不坏的结局,如果受魏忠贤牵连,所受处罚或许比回家闲住还重,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牵扯进去。所以连个求情的都没有。
朱由检才道:“士农工商,四民皆民,魏忠贤窃据大权,对商人敲骨吸髓,使商人泣血载道,朕以为实在可恨,可杀。”
“天下四民,商人是末流,朕以为,这次事件弄得这样大,与吴养春商人身份是有关的,商人行商,聚集大量财富,却因为身份低微而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朕以为,商人的合法财产应该受到大明保护,与士农工一样受到保护,不能因为商人的身份就可随意欺压,甚至谋夺财产,除士外,农工商等应平等一视同仁。”
这时李国普说道:“陛下,自古以来,以士为重,农次之,工次之,最末为商,商人更是与那些贪官墨吏同流合污,甚至低买高卖,囤积居奇,因此本朝太祖把商定为末流,若使农工商平等,恐怕难孚天下之望。”
下面的朝臣开始切切私语起来,皇帝要给农工商定平等,这事儿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官员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因为这涉及到了统治根本,士从哪里来,一般都认为是从农来的,所以为什么都说渔樵耕读,渔民、樵夫、农民统一都是农,最终读书成为士,耕读传家也是这么来的。
朱由检说道:“话不能这么说,古语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天下若是没了商人,便没了交易,其他三民如何生存。商人固有其缺点,但其作用也不容否认,所以需要各级官府对其加强引导,使其不至作奸犯科,才是正理。朕想到,吴家世代辛劳,积累家资,且神宗时捐助军饷,诚可谓良善之家,遭此横祸,不能不予以补偿,朕决定,宫中采办,可视情况交予吴家进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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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在过去做信王的时候,没少在邸报上看到吴养春的大名,原本是个商人分家产的小案子,最后变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其实无非魏忠贤想通过这个案子来攀诬东林党。
大理寺右少卿蒋士聪轻咳一声,上前说道:“启禀陛下,吴养春案已查明,臣以为应对处置此案的许显纯、田尔耕以及播弄是非的吴家家奴吴荣处以极刑,对激起民变的免职官员吕下问追责,魏党要员李鲁生、许志吉等戍边。吴养春等家族被非法罚没的财产予以返还。臣请将此案本末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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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商贾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祖辈从事盐业、木材、典当业,因经营有方,遂成巨富。吴养春靠祖上经营盐业和木业起家,到了吴养春父亲一辈分成五支。吴养春这一支占有黄山地二千四百亩。嘉靖、万历年间,倭寇犯境,吴养春祖、父及吴养春本人先后资助“边饷”计白银五十余万两。万历皇帝特赐吴养春父为“徽仕郎光禄署正”,吴养春、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等兄弟也同时被受殊荣。可吴家两次捐纳耀富的行为却为后面埋下了祸端。
造成这场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两场胞亲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神宗万历年间,吴养春就因山场权属问题与其弟吴养泽不和,并为此构讼。祖产析产时,吴养春分得了两千四百亩黄山山场地和淮扬、天津、仁和等处的盐务。其弟吴养泽不甘心这些黄山山场地让吴养春一人独占,因此对簿公堂。万历四十四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骆骎曾以吴家隐报黄山官税为由,拟将黄山山场地的一半没收入官,但上奏皇帝的题本一直留中未发,给此案反复留下隐患。不久,吴养泽去世,家仆吴荣起了黑心,不仅私吞了主人家产,还霸占主人妾室。
对于恪守伦理规序的徽州宗族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给吴氏宗族带来奇耻大辱。吴养春便告到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然而,吴荣贿赂衙役,获释出狱,并潜逃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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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吴文节拜访吴孔嘉时遇见逃匿在此的吴荣,震怒之下要擒拿吴荣见官,但碍于吴孔嘉情面作罢。惊恐不已的吴荣当晚便编造出吴孔嘉父亲是被吴养春用砚台砸死的谎言,吴孔嘉对吴养春大恨。翌日,吴孔嘉诉求魏忠贤,恳请其为己作主。此正中魏忠贤下怀,他早就垂涎于徽州巨商的财富,伺机寻找机会,当黄山旧案一提,自然欲穷治其狱,乘机搜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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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魏忠贤党羽“内有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外有赃银六十余万两”的巨额敲诈,区区数万两根本难入掌管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眼中,吴养春一行八人锒铛入狱,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毙命于诏狱,消息传到徽州,吴养春母、妻、女相继自杀身亡。最终,吴养春“赀尽而命亦尽,人亡而家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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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摊卖吴养春黄山地亩中,一位名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价值一万余两白银的山地,无力承购,被迫逃亡。
天启七年二月三十日,钦差捕快及两名捕丁前往吴献吉在岩寺一亲戚家“追赃”,不巧家中无人,便破门而入邻居家敲诈,邻家妇人惊呼救命。来自歙县、岩寺万余民众闻讯赶来,愤怒不已的民众将私闯独居妇人家施暴的两名捕丁打死毁尸。
翌日,县令倪元珙手持传单去谒见吕下问,请求“可悯众怒难犯,宜思善策以弥变”。吕下问不听劝告。终于,官逼民反,三月初一日,义愤填膺的民众冲入吕下问公署,吕吓得跳墙逃跑,愤怒的民众把官衙给烧了。最后,歙县县令倪元珙四处劝慰,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徽州民变”后,魏忠贤不得不将吕下问免职。
直到朱由检登基惩治阉党,当年安抚百姓与钦差周旋的歙县县令倪元珙擢升广西道御史后,便上疏讲述吴养春案始末,请求翻案。也才有了朱由检两次追问案情的因由。
朱由检为吴养春案翻案可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及阉党,他今后施政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商人,朱由检得拿这个案子做个榜样。
安静了片刻,朱由检说道:“吴养春的案子,曲折离奇,原本是家族析产的小事,最后竟牵连如此之广,甚至闹出民变,诸位卿家,有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黄立极这次抢到先手,“启禀陛下,末官小吏敢罗织罪名,抢夺他人财产,甚至兴起大狱,造成民变,无非背后有依仗,皇明祖训,宦官不得干政,此实为良言,臣请处置魏忠贤及一干党羽。”
朱由检本来是要找个引子,结果一下子被黄立极打偏了。
工科给事中陈维新弹劾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太仆寺少卿署浙江道御史龚萃肃、太仆寺少卿署江西道御史安伸各弹劾崔呈秀等,一下子朝堂变成了批判大会,好不热闹。
眼看这样下去与自己的主题越拉越远,朱由检伸手挥了一下,王承恩适时地高喝道:“肃静。”
等大家安静下来,朱由检才说道:“本案还有个重要人物,吴孔嘉如何处置?”
这下蒋士聪没吱声,吴孔嘉与商人和锦衣卫指挥使不一样,这可是一甲探花,虽说这人参与修订三朝要典,并且拜了魏忠贤为义父,但你说他作恶多端,他一个翰林编修,去哪作恶多端去,而且,他也算受人蒙蔽,为父报仇,这种事儿天经地义,皇帝要收拾他,找不到法理啊。
朱由检见蒋士聪没回话,知道他心中所想,于是也不客气地说道:“令其回家闲住吧。”
这个从现在看,应该是个不好不坏的结局,如果受魏忠贤牵连,所受处罚或许比回家闲住还重,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牵扯进去。所以连个求情的都没有。
朱由检才道:“士农工商,四民皆民,魏忠贤窃据大权,对商人敲骨吸髓,使商人泣血载道,朕以为实在可恨,可杀。”
“天下四民,商人是末流,朕以为,这次事件弄得这样大,与吴养春商人身份是有关的,商人行商,聚集大量财富,却因为身份低微而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朕以为,商人的合法财产应该受到大明保护,与士农工一样受到保护,不能因为商人的身份就可随意欺压,甚至谋夺财产,除士外,农工商等应平等一视同仁。”
这时李国普说道:“陛下,自古以来,以士为重,农次之,工次之,最末为商,商人更是与那些贪官墨吏同流合污,甚至低买高卖,囤积居奇,因此本朝太祖把商定为末流,若使农工商平等,恐怕难孚天下之望。”
下面的朝臣开始切切私语起来,皇帝要给农工商定平等,这事儿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官员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因为这涉及到了统治根本,士从哪里来,一般都认为是从农来的,所以为什么都说渔樵耕读,渔民、樵夫、农民统一都是农,最终读书成为士,耕读传家也是这么来的。
朱由检说道:“话不能这么说,古语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天下若是没了商人,便没了交易,其他三民如何生存。商人固有其缺点,但其作用也不容否认,所以需要各级官府对其加强引导,使其不至作奸犯科,才是正理。朕想到,吴家世代辛劳,积累家资,且神宗时捐助军饷,诚可谓良善之家,遭此横祸,不能不予以补偿,朕决定,宫中采办,可视情况交予吴家进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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